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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格局演变下的传染病防控

发布时间:2021年12月25日 来源:中国组织人事报 点击量: 字号:[ ] 视力保护色:


2018年5月,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召开。

  眼下,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之一。病毒无国界,遏制新冠病毒的全球流行需要多方多领域发力,携手前行。在国际关系背景下,透视人类传染病防控与全球卫生合作的历史和经验,或可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。

催生公共卫生

  在与传染病的长期斗争中,人类逐渐认识到,需要通过卫生干预措施来防控传染病,从而催生了公共卫生。1848年,英国议会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《公共卫生法》,标志着现代公共卫生时期的来临。

  那时,卫生还是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唯一法宝,医学活动的中心是预防,不是诊断和治疗。直到20世纪初,随着现代科技和基础生物医学的发展,以治疗为中心的现代临床医学兴起,人类才开始向人体内部和微观世界探求传染病的病因。

  1928年青霉素出现,1950年人类第一次可以规模性生产和应用疫苗,从此揭开了通过抗生素和疫苗控制传染病的序幕。到20世纪70年代,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主要烈性传染病基本得到控制,慢性病、退行性疾病、老年病变成了疾病主流。

  那么人类是不是从此根除了传染病?并没有。冷战结束后,随着全球化的快速推进、贸易和旅游的扩张,在全球范围内,一方面一些传统传染病开始死灰复燃,比如结核病;另一方面,也出现了一些新发传染病。

  据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2019年年度报告——《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:全球突发卫生事件防范工作年度报告》,世界正处于地区或全球灾难性传染病及大流行病的高危之中,这些疾病传染性强、毒性大、流行范围广、致死率高,不仅损害个体健康,而且可能颠覆经济,造成社会混乱,也由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。

全球化历程中的传染病控制

  历史上,各国在应对传染病威胁的过程中,逐渐经由实践总结出一些民间措施和手段,但直到17世纪,人类才产生了控制流行性疾病的当代观念,思考如何在以国家为基础的、全球性的治理机构内,进行大规模的跨国卫生对话与合作,来防控传染病的跨界流行。

  当公共卫生被视为某种跨越民族和国家边界的事务时,出于对疾病播散的担忧或恐惧,许多国际会议便召开了。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于1851年在巴黎举行,目的是更好地应对欧洲和中东地区与商业贸易有关的霍乱传播。但在这一阶段,卫生人道主义和政治目标混合在一起,卫生合作动机在相当程度上依附西方强国带有殖民色彩的意识形态。

  二战结束后,国际政治版图重构,非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,跨国界控制和根除传染性疾病,以及预防疾病促进健康,成为二战后国际组织推动国际卫生发展项目的基本目标。1948年,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成立。另外,与多边机构并行,国际政治中还出现了双边医疗援助项目,对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卫生条件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国际卫生合作理念演变

  传染病控制不只是纯医学或技术问题,全球卫生合作工作也是在世界政治背景下展开的,因此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格局也会影响卫生合作的偏好和理念。

  世卫组织成立初期,西方国家普遍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和财政支持,现代医学技术就可以根除大部分重大的烈性传染病。在这一思想主导下,世卫组织推进的大多数规划和卫生辅助项目,都对准单一传染病问题,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资源,用疫苗和检疫手段隔离和根除疾病,但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。

  另外,受限于组织权力,所有卫生合作计划还要靠各国来落实。出于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各种考量,一些国家可能会拒绝与世卫组织合作。

 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,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推进,大量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加入世卫组织,关于什么是根除传染病的最优路径的看法开始发生偏移。人们逐渐意识到,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能力,根除传染病的目标只会是镜花水月。因此,根除单一疾病的目标逐渐为“综合发展规划”所取代。

  然而,即使技术上可行,根除传统传染病仍任重道远。新发传染病也不断涌现,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,国际合作是打赢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。

  国际合作的一条主要战线是科学合作。推动各国主要生物实验室和研究中心联手,在疫苗研发技术上获得突破,拯救更多生命。另一条主要战线是政治合作。阻止重大传染病的全球蔓延,需要发达国家做出技术和经济上的承诺,切实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能力。这是一条任务更加艰巨的战线,因为这需要持续的政策承诺和合作意愿。

  (摘编自《环球》2020年第5期 秦倩/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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